山西是中国刺绣艺术发祥地之一考
----山西民间刺绣的文化价值 张德禄
内容提要：刺绣艺术是华夏农耕文明的标志性创造之一，但如今刺绣又似乎成了南方的专利，其发祥地在何处发人深思。1926年在晋南夏县出土新石器时期的半个蚕茧，2005年又在晋南绛县出土西周刺绣荒帷，再辅以古代文献及山西民间刺绣中保留的远古文化信息的引证，说明山西南部地区是中国刺绣艺术发祥地之一。
关键词：蚕茧 荒帷 山西民间美术
刺绣源于人们对自身装饰的需要，开始是将颜料涂全身称“彰身”，进而刺身称“纹身”，后画绣于衣服上。故《尚书·虞书》中所说的，舜对禹说：“予欲观古人之像，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监绣 。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后世的天子兖服十二章即源于此。其实，刺绣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漫长、渐进的复杂过程，从广义上讲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印染、制针等产业与技术的成熟，就谈不上刺绣；从狭义上讲具体用针引线在底料上穿刺成纹的产品才是真正的刺绣。这二者产生的年代相差甚远。在我们编写《山西美术史》的过程中，从收集到的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实例中都清晰引证了山西南部地区是广义与狭义的中国刺绣发祥地之一，但我们对刺绣史论缺乏深入研究，在头脑印象中刺绣是江南的专利，不敢妄下结论。2011年1月27日，笔者在卫视“文物宝库”频道“华豫之门”栏目里看到山西阳城一位少妇手捧一尊“皇帝手抱蚕宝宝”的明代彩塑登台，被专家推举进入亮宝台，专家推荐词中说“蚕丝的祖地在山西而非江南”，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现将我们了解的论据简述如下：《绎史》卷五引《黄帝内传》云“皇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这个传说在山西晋东南阳城一带长久流传，也是当地出现彩塑“蚕宝宝”的缘由的最好阐释。
记述古代神话最多的《山海经》在《海外北经》中云“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这是在北方荒野产生之蚕神神话的雏形。
宋罗泌《路史·后妃》卷五载“皇帝之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固又祀先蚕。”是说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故在饲养桑蚕的产地多为其立庙供蚕农祭祀，在山西晋南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至今还保留着历代修葺的嫘祖庙（图1）。更为有力的证据是1926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该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图2)与纺轮（注1）;1982年又在与此村相邻的垣曲古城新石器遗址中发现陶制纺轮(图3)；1976年在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墓中曾发现布质或丝织帛画残迹；1985年又在旌介村商墓中出土的靑铜器“邑鼎”，其颈部饰一圈蚕纹图样（图4）；1999年在襄汾征集的战国“采桑人物青铜园壶”（图5），都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晋南种桑养蚕的盛况。
被奉为儒家经典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记述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五百年间的诗歌（主要是民歌）创作。是一部记述这段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其中许多诗歌都形象地反映了山西南部地区当时与“丝”、 “ 蚕”、“绣”相关的社会现实。
在唐尧故地的晋南地区产生的诗经《国风·唐风·扬之水》中写到“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与晋南为邻的冀豫交界处的《卫风·氓》中的“抱布贸丝”；与晋南为邻的《秦风·终南》中的“黻（fú）衣（黑色青色花纹相间的上衣）绣裳”；位于甘肃的《豳风·九罭》中的“衮衣绣裳”，《豳风·七月》中对奴隶采桑劳动场景的描写都说明上古时期种桑养蚕不是南方的专利，在黄河流域已很盛行，而且刺绣艺术方面在全国处于重要地位。
1974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鱼伯墓出土西周辫子股绣印痕，1978年在新疆哈密市五堡墓出土西周红地刺绣黄兰色三角纹褐（粗布或粗布衣服）毛绣品。
2004年12月至2005年7月，山西考古研究所在绛县横水镇发掘了两座西周中期的大型墓葬，出土有大量的青铜礼器和玉器。尤为重要的是倗伯夫人墓的外椁上发现了10平方米以上的“荒帷”痕迹（图6），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间较早、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墓内织绣装饰图案实物。“荒帷”即当时的棺罩，位置在棺椁之间的一个立方方格架子上，整体是红色的丝织品，由两幅布横拼而成，下有扉边。每幅布宽约0.8至
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无疑奠定了山西刺绣在中国刺绣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西周以后，山西刺绣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史记·苏秦列传》中说：赵王“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记述了战国时赵国刺绣业的发达与富有。作为位居赵国腹地的今高平、长治地区已在其列，当地盛行的“高平绣活”、“潞绣”发端于这一时期是完全可能的。 东周之后，山西刺绣没有“与时俱进”地跟上全国刺绣潮流逐渐衰落，但从另一方面讲庆幸它没有被主流刺绣所同化，保持着独立自行的品格，沿着原始状态刺绣的传统，融入广阔的乡情民俗与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向前发展，在各种知名刺绣几乎同质化、以至市民化的今天更显示出其自身的价值，它保留了原始刺绣的一些面貌，从另一侧面验证了山西刺绣传统的古老与历史的久远，往往一幅简单的刺绣都折射着深邃的文化信息与远古的遗风，有待我们解读与剖析，笔者感悟到一条主线即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对生存环境宇宙胸怀的把握在贯通古今，延续着一条绵长的文脉。比如，山西省群众艺术馆在晋东南阳城征集的“五毒纹”童鞋（图7），相对通行的虎头鞋显示出罕见的奇特性，其形象没有毒虫的猥琐凶险，大有威风凛凛令人敬畏之感，那是原始人对青蛙崇拜的遗风，1985年河北栾平县出土的“蛙首石人像”说明蛙崇拜是古人由对动物的崇拜向对人的崇拜转化的标志。青蛙与人为伴，以两栖的特长和如雷贯耳的叫声让人羡慕，更以卵生的繁殖力让人爱恋，难怪女娲与炎帝女娃都与蛙谐音。更引发出水纹、雷纹、蛙纹的形成，并在彩陶文化中不断出现，彩陶蛙纹与刺绣蛙纹的文脉传承一目了然。在这里的“五毒纹”与降灾驱害已无任何关联，在晋西南新绛县征集的“虎镇五毒纹”肚兜（图8）更让人瞠目结舌，五毒居然厷戴冠、雌绾髻人形模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而老虎更是恋恋不舍的回眸仰望，一派喜气洋洋之感，明显区别于在剪纸中流行的“镇灾图”的形象——卷曲在葫芦中或由倒置的葫芦口倒出五只虫子仓皇逃窜，这很可能是它传承的另外一种更为古老的版本：“五”字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中为“×”形表示天地交会，阴阳交合；五居十个自然数之中位，午居天干之中位，戊居地支之中位，故
由于刺绣无题目，一绣多义的理解是常事，前段笔者收到晋南乡宁县刺绣收藏者闫玉宁发来刘海戏金蟾（青蛙）刺绣挂件的图片（图9），当时图上无名，同观者说是“麒麟送子”，我直观看到的是一孩童与鳄鱼，而北方山区县怎么会绣出鳄鱼呢？查《吉州志》载古鄂城（即今乡宁县）其河水名曰鄂河，因养鳄鱼为主，故称鄂国（是商代方国）。1958年8月在乡宁以北的石楼县桃花者出土的商代“龙形觥”（图10）右侧镂一鳄鱼，说明上古时当地以鳄鱼为龙图腾，这样在乡宁刺绣中出现鳄鱼形象就不足为奇了，再由鳄联想到龙，这幅挂件称为“龙的传人”也在情理之中，调侃式完成了一个挂件由蛙向龙演进的奇思异想。说到龙，山西刺绣中能够看到不同历史时期龙中的鱼龙、蛇龙、鳄鱼龙、象鼻龙（图12）、狮鼻龙、牛角龙（图13）、鹿角龙（图11）等，甚至出现表现农神后稷生平的神话----史诗般的作品《龙生虎养凤打扇》（图14）；大量的以花草禽兽为题材的生活日用品看似平淡无奇，但一双《十果纹绣花鞋》（图15）的背后却记载着一个历史时期风云人物的风流韵事：公元前704年，齐桓公将女儿齐姜许配给晋武公，武公年老，派太子诡（后为晋献公）替他娶亲。太子与齐姜密交生子，怕败露，让杜原大夫将私生子遗弃。太子即位后遂寻找遗子，问杜原，只知那收养夫人穿一双绣花鞋（鞋面绣有石榴花、桃花、佛手、葡萄等十种花果纹样），便下令各地妇女敬献绣花鞋，杜原从中找到了那双十果纹绣花鞋，做鞋人是曲沃县薛庄村的申夫人，从此十果纹绣花鞋就为民间所效仿。晋献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一举吞并了十个诸侯小国，开始称霸。为了让全国百姓永远记住他的文治武功，他下令全国女子出嫁时必须以这种绣了纹样的“十果鞋”做为婚礼鞋，取其谐音“十国”，以便世世代代都不忘晋献公的赫赫战绩，十果纹绣花鞋在山西世代流传（注4）。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山西南部地区是中国刺绣艺术发祥地之一。
本文作者系山西师大美术学院教授张德禄
注1， 华梅、要彬：《中国工艺美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注2， 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2006年第8期。
注3， 李辛儒：《儒学文化与民俗美术》，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注4， 刘平主编：《山西名胜传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2页。
